尽管信托公司普遍乐于和经济较发达地区政府，以及实力较强的融资平台合作，但不少财政困难的地市，也在越来越多的求助信托融资平台，前文述济宁及牡丹江的政信合作项目则属于此。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小城济宁最近有些不太平静。不少县市的银行网点都排起了购买信托产品的长龙，连几个省级贫困县也参与其中，甚至有人为此举借外债，而在相对较为富裕的县级市邹城，当地工行和建行的工作人员更是没想到，副市长会亲自出阵现场督导。
然而制造出火爆认购场景的发行方山东信托，却对这一产品表现得讳莫如深，甚至坚称“从来没有听说过”。
由于未在官网披露相关信息，这款产品在信托圈内鲜为人知，若是追溯至三年前，倒是有中融信托的一款产品可做类比，个中细节与此颇多相似，只是最后以监管层的一纸禁令惨淡收场。那么，这一次故事又将如何终局？
信托背后现公权力魅影
刘陌是济宁市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刚刚购置了房产的他，手中实际已无多少闲置资金，而就在此时，他供职的单位下发通知，“鼓励”所有员工参与一款信托产品的认购，起点金额为1万元，当然也可以整数倍递增，上不封顶。期限为3年，年化收益10%。产品据称是以当地工会名义发起，旨在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但未提及具体项目，本金到期由县财政一次性支付。
“说的是自愿互利，但实际上如果不响应号召就得后果自负，据说会影响之后的晋升，虽然10%的回报是挺高的，但还是有人怀疑三年后政府是否有能力返还。关于自愿或被迫，在我看来后者多一些，所以大多数人都交了，我自己也借钱凑齐了认购款。”
这与另一位当地人士郑先生向记者介绍的状况如出一辙，在他看来，其所在的济宁市中区开发区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大多数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有参与这一产品的认购，每人都在一万元以上，个别单位的门槛甚至是三万元，只是不少人考虑到丰厚的回报和政府担保的安全性，自愿出资的比例更高。
而类似产品的推介也出现在山东省的贫困县梁山，今年3月底开始，当地多数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陆续接到县总工会下发的《梁山县信托理财产品明白纸》，要求他们“自愿”购买一份信托产品。否则三年不能晋级，不能评模选优。迫于这样的压力，很多职工不得不选择屈从。
梁山县统计局网站上的一则通知为此事提供了最好的证实，通知称该产品由县总工会发售，性质实际为县财政借款，无风险，利率高，并号召统计系统全体人员踊跃购买，确保该单位于4月7日前完成预计购买额度。
比梁山县投入更多“热情”的是济宁下属的邹城市，邹城市总工会网站消息称，3月下旬，常务副市长丰家雷曾到工会信托办公室调研信托理财产品发行的工作进展，并先后来到工行、建行等金融机构，现场了解情况。
据理财周报了解，上述“热情认购”在山东济宁市下属的汶上县、金乡县等地也普遍存在。
而与高端投资品种信托形象并不契合的是，济宁市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245元，在山东省17市中排名倒数第五。
游走在违规边缘遭质疑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信托产品能够获得当地政府如此“关照”，在这样一个低收入且理财观念仍处萌芽阶段的小城中以带有“霸王条款”意味的方式发售，这一切，又是否合规合理？
在记者获得的一份梁山县《关于购买工会信托理财产品的通知》中明确写道，该理财行为是由县总工会委托山东信托把资金放贷给梁山县正大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用于该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县工行代理收付。
而邹城市政务网站公开信息则显示，该市总工会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推荐购买山东信托与市总工会推出的理财产品，旨在为邹城市政建设募集资金，到期由市财政作为还款来源还本付息。并强调，募集原则是“互惠互利，平等自愿，不强行要求，不分配任务”。
记者为此致电山东信托，有工作人员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类产品，并称“我们财富管理中心负责公司公开发行的信托产品，你说的这个可能不是我们部门负责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不方便透露”。
而在山东信托官方网站的信息披露一栏也没有查找到这类产品的踪迹。
通过当地多位出资参与信托产品购买的人士提供的情况，仅可以总结出这一产品的基本形态：年化收益10%。三年期，利息一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不提前支取，信托资金投向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信托认购资金向各企事业单位职工募集，宣传时除上述信息外并无更多相关介绍，对于投资风险也只字未提，多数只强调由市财政作为还款来源。
据上述人士郑先生介绍，认购产品，需前往指定银行，并非签署信托认购合同，而是将资金汇入指定账户，之后可获得的为一张盖有工会工作委员会财务专用章的收款凭证。
凭证抬头为《高新区管委会信托产品返款声明》，署名是经办单位建行高新支行，其中主要包括四项内容，第一条写明本信托产品三年内三次返款将由建行根据高新区管委会的指令直接存于本卡。第二条是初始密码，第三条是短信服务，最后一条则标注，如果购买的信托产品超过50万元，可以要求建行提供办理贵宾卡、高额度信用卡、专业理财资讯等服务。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点在于，梁山县统计局网站称，“办理时购买者单位请注明县统计局，出资后统计局统一到县总工会信托理财办公室领取正式收据。”
据此，可作一番大致的推测性还原，首先是山东信托与济宁市政府平台合作，以发行信托计划的方式为当地部分市政建设项目筹集资金，之后当地工会出面向企事业单位员工做“推介”，同意认购员工将资金汇集到一起，再以一个委托人（非自然人）的名义签署信托认购合同。每个出资人则获得一张类似上述返款声明的收据，作为日后领取本息的凭证。
这显然不是普遍意义上所说信托产品的认购流程，那这种模式是否合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涂永红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这种形式来发售信托理财产品，信息披露是不完整的，又有政府强制性行为，类似强制集资，也可能有欺诈行为，涉嫌违法。
而另一位信托业内人士则认为，上述做法并没有明文禁止，所谓“强制”也很难认定，至少信托公司可以说我们并没有做这样的硬性推销，不承担责任，但很难说这不是“擦边球”，操作细节上有些也经不起推敲。整个运作流程中，信托和地方政府互为平台，但信托并非主要角色。
金融信托专家孙飞博士则对记者表示，如果违背自愿原则销售信托产品肯定是违规的，但所谓是否“自愿”，又很难实际界定，多人合作出资购买信托产品的行为，目前也确实存在，从理论上来讲未尝不可。
中融相关产品曾被叫停
业内人士的态度不一也较为模糊，让这款产品合规与否的认定显得更加迷离，但或许我们可以从一则2009年的陈年往事上，寻找到一些可以提供参考的足迹。
当年3月4日，“政信富民信托理财产品0901期”开始由牡丹江市商业银行在全市设立的23个网点同步发行。资金投入到当地市政府的资本运作平台——广兴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牡丹江市国资委承诺两年之后以溢价110%回购，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支出。
产品的发行过程也带有强烈的行政干预色彩，据报道，不仅牡丹江市委办公室要求各级领导在产品首发仪式上带头认购，甚至有网友直接晒出不少机关内部的强制规定文件和认购指标。有的购买者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完合约条款，即被要求签字。
在质疑之声和媒体介入下，当地金融办不得不紧急下发通知，重申自愿原则，但此举并不能洗净这款产品强制认购的烙印，3月12日，0901期“政信富民”信托理财产品第一期提前结束认购。当时的声音是，当地银监会已介入调查，认为该产品涉嫌违规。
一手操刀这出融资大戏的关键人物是时任牡丹江市长助理、金融办主任的郭柏春，在“政信富民”理财计划的设计和运营全程担当主力，在产品被叫停后，这位金融学博士后不得不承认这次政府通过发放信托产品融资的尝试“失败了”。
而与牡丹江做着类似尝试的山东济宁也正面对着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声，未来之路待解。
政信合作信托卷土重来
可以看到的是，不论是近期的济宁与山东信托的“联姻”还是当初牡丹江与中融信托的“牵手”，都实际属于政信合作项目。
理财周报记者注意到，除了个别向特定群体募资的项目，其他公开发行的政信合作产品也有明显增长之势。用益信托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可统计的平台类政信合作信托产品已超40个，投资规模占比甚至超50%。
用益信托研究员岳婷对记者表示，上述10%的年化收益在这类产品中只能算是中档。
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启动后，这种由地方政府托底、被称为“准地方债”的信托产品一度十分兴盛。之后因风险过高遭有关部门发文警示后才陷入低谷。时隔2年，随着银监会对于平台贷态度调整，市场重拾信心。
不过这一次，信托公司的态度则谨慎许多，一般会要求融资方追加土地、房产等抵押。激进的交易结构也鲜少出现，业务模式发生了较大转变。
据了解，为了绕过《担保法》等法规的限制，目前“政信合作”项目普遍操作手法是政府相关部门将指定信托资金投向固定的项目，而这一项目则被纳入财政计划。另一种方式是以地方财政部门的下属公司作为担保和回购的主体。
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对此褒贬不一，有认为是“形式创新”，也有观点称此为“打擦边球”、“违规担保”。
除此之外，尽管信托公司普遍乐于和经济较发达地区政府，以及实力较强的融资平台合作，但不少财政困难的地市，也在越来越多的求助信托融资平台，前文述济宁及牡丹江的政信合作项目则属于此。而运作该类信托产品平台公司的政府背景，以及发售这类产品时常采用的带有行政干预色彩的操作方法，也都在或多或少面临“违规集资”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