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财经网8月7日消息　“欧盟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秘书长郭炜文刚参加完耐克在越南举行的产品开发会，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广东一家耐克代工企业的产品开发以及成本核算负责人。

 

　　在鞋业浸淫十多年的郭炜文，长期与耐克、阿迪达斯等客户打交道，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运动鞋的行家。尤其是前些年，欧盟对中国鞋发起涉案金额高达7亿元的反倾销调查，作为中国鞋业代表之一的她参与了这场拉锯战式的谈判，赴北京、布鲁塞尔等地为中国鞋业推进应诉工作，淡定地与欧盟贸易官员据理力争。

 

　　“记得有一次谈判过程中，欧盟贸易委员会救济司司长威尼格听完了前面几位中国鞋企代表阐述后依然绷着脸，我作为最后一个发言，一上场先开了个小玩笑，一下便把威尼格逗乐了，紧接着，我才一一反驳欧盟对中国鞋反倾销存在的不合理地方，由于准备充分，对方还是采纳了多点意见。”回想起当年打官司的情形，郭炜文露出自信的笑容。

 

　　经过多方不懈努力，欧盟从2011年已正式取消对中国皮鞋征收16.5%的高额反倾销税。“欧盟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在完成使命之后依然保留了下来，并转变成广东鞋企间相互交流的平台。不过，现在大家一碰头，谈得最多的还是“制鞋业压力”的话题。

 

　　郭炜文对此有深刻的体会。这些年经历过无数次谈判的她，如今与客户洽价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生产成本快速上涨，手中的筹码越来越少，一旦准备工作不充分，就可能接到亏损的订单。此前，曾为取消欧盟反倾销税，她与耐克、阿迪达斯等客户站在一起并肩战斗。今天却因为立场不一，她与耐克采购商重新变成对手，不时为一双鞋的定价锱铢必较。

 

　　“谈钱很伤感情，常常为了一双鞋上下浮动几分钱而僵持不下。有一次，一位耐克采购商气得摔了计算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也依然不让步，要把涨价成本的各方面构成分析给他听，让对方心服口服。”郭炜文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如是说。

 

　　跳舞的数据

 

　　郭炜文所在的这家耐克代工厂上世纪90年代初从中国台湾地区搬到广州，在七八年前再一次搬迁到广东清远。目前，该厂工人月薪大约2000元，比广州、东莞低几百元，但依然难逃利润下滑的命运，利润只有10年前的四分之一。她的台资老板已在越南设厂。

 

　　“由于利润降低，老板吩咐我除了负责产品开发外，还负责成本核算。翻开这几年的账本，这些数据如同在跳舞。劳工、汇率以及环境改造等方面的成本逐年上涨，而材料的价格也不太稳定，有升有降。一项项梳理，并总结分析原因，整整三个月每天加班到晚上9点钟左右。”郭炜文说道，整理完账本后，弄清楚一双鞋的成本构成，这是一个极其繁杂的过程。

 

　　尽管每年向客户的报价都往上涨，但诸多鞋厂的价格涨幅依然未能赶上成本的涨幅。目前，珠三角工人工资每年大约有15%的涨幅。此外，现在制造业流动性强，一些大厂甚至一天流失几百名员工也是有的，为了把工作环境搞好以及装水帘降温等，各种费用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东莞一家中小型工厂的老总告诉记者，今年生意不好，开始整改时吓一跳，全厂300多台饮水机，仅这方面的费用就很可观。实施下班后顺手关灯、关饮水机电源后，一个月仅电费就节省了8万元。

 

　　不过，并非所有成本都可以压缩。郭炜文称，耐克、阿迪达斯这些客户之所以每年都接受代工厂报价有一定涨幅，是因为它们非常清楚，一旦降低成本，将可能影响到产品质量，这对大品牌杀伤力非常大。耐克、阿迪达斯在珠三角常年下单的也只有几家大厂，信息公开透明，而代工厂间也很默契，相互间基本没有出现削价竞争的情况。

 

　　李娜的鞋底

 

　　要获得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品质和流程管理至关重要。“李娜2011年参加法网时，穿的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组开发的耐克鞋。当时，我们超级紧张，一方面看比赛，另一方面在盯着李娜的鞋子。虽然已经过无数次检测和把关，理论上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运动员常常猛烈用力，万一发生意外后果很严重。行业曾出现过这样的糗事，一名运动员的鞋底在比赛时飞出去了，这沦为行业内的笑柄。比赛一结束，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李娜夺冠了，她的鞋底无损。”郭炜文说，产品开发制造过程中容不得一丝马虎。作为各大赛事赞助商的耐克、阿迪达斯，对鞋子质量监管得非常严格，给代工厂的订单价格预留一定利润空间，对其整个供应链体系稳定起到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