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知识的登山没有顶峰追怀北大山鹰，中国人缺的是冒险精神

今晚主题叫“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实际上讲企业家精神对我压力不是很大，但把企业家精神和中国未来联系在一起，压力就非常大了。当然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别谈这个话题，再一个就是把这个话题推给下一个演讲者。

王石我今天讲一个字母“M”，它是有三个点，两个高点一个低点，咱们就讲“M”这三个点。第一高点，2003年，我开始登希夏邦马峰，在西藏和新疆有六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完全在中国境内的只有一座就是希夏邦马峰。记得进入大本营第二天，天气阴沉，刮着北风，下着小雪，我们在帐篷里聊天，藏族的朋友说有一位客人来看你，我很好奇，在这里谁会来看我呢？进来一看是北大山鹰社的前社长，我说你怎么在这里？他说明年北大山鹰20周年，他们给2002年遇难永远留在希夏邦马峰的学子建一座墓碑，所谓建一个墓碑就是用石头垒起来，带着五块不锈钢的遇难学子的相框。

第二天，我们就一块选一个地方建这个墓碑。碑对着东北方向，举行了一个仪式纪念，那天早上光线非常好，我想拿照相机照下来，做一个记录。因为墓碑照片是不锈钢的，看到照片的时候我愣了，我在拍照。但拍出来的不是被纪念者的头像，而是我自己的的像印到了不锈钢上。。我愣住了，从年龄上来说，也许应该是我的头像在这上面。

2002年，发生山难的时候，我正好在德国出差，在互联网上得知，北大山鹰社5位同学登山时遇难，当时90%的人觉得北大山鹰社不应该去爬山。北大的学子，都是独生子女还没有工作、生命就牺牲了，对不起国家，更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社会的期望，社会上谴责占主导。我当时连夜发了一个帖子，题目叫“山鹰精神永存”。中华民族是有几千年文明历史传统的国家，我们不缺少文化修养，但是我们是不是缺乏一种不带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的、探索未来的冒险精神呢？好在有山鹰社，山鹰社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他们就是不满足自我现状，没有任何世俗要求，就是探索、冒险的精神。

我们社会的改革往往是没有办法的才改革，但是山鹰社在学习期间组织起来到大自然挑战自我、感受自我，这种精神在当今社会很缺乏、也是很需要的，这是北大精神的一个延续。

在一年之后，2003年，我作为中国的民间人士，也作为中国人中年龄最大的登上珠峰，那年52岁，“M”的第一点就是我的登山。中国民间登山发源于北大，北大山鹰社是我的一面旗帜，北大山鹰社第二任社长又是我的一个代理教练。所以再往之后的7+2（“7+2”是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的极限探险活动，编者注），只是一个延续而已。

探险活动和社会责任相结合

再说一个“M”的低点就要追溯到2005年，珠峰登上去了，七大洲完成了，开始完成“7+2”。首先去北极，机场我发现有一位老学者，名字叫潘文石，是北大的一位生物学教授，他站在这个队伍中让我感到非常振奋，我和潘文石教授是忘年交，都是环保推动者。他出现在机场我很意外，因为老先生从来不参加这样的活动，他笑咪咪的递了我一封信，说这封信你到飞机上去看，信很短，第一对我的探险事业，包括登珠峰表示祝贺，第二个事情是你做的事情对社会影响很大，发挥了正能量。我感到耳朵发烫，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登珠峰也好，登七大洲高峰也好，完全是个人性格的彰显，是一种自我的表现，从来没有觉得对社会怎么样。但是我体会到了老教授为什么到机场给我送行，他的潜台词是说你的影响非常大，是不是可以把探险活动和社会活动结合起来？

所以后来穿越南极就不同了，穿越南极和公益活动、保护环境结合起来。那次募款80万。之后2010年我第二次登珠穆朗玛峰，明确意识到不能在登山过程中丢垃圾，我们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作了“零公里行动”。当然小便还是留在那里，大便也要带下来，有特别的塑料袋和特别的厕所设置，收集起来带到山下。我们还和西藏的登山学校建立合作，建立专业捡垃圾的队伍，共捡了4吨垃圾。那年正好是上海世博会，我们把捡的70多只氧气瓶到上海世博会，做了一个装置艺术，使大家关注自然，这是这个“M”低点中的高点。

衡量成功的标准是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

如果问我中国的企业家中有没有很佩服的，有很多，但首先我想到的是褚时健先生，75岁去哀牢山种橙子。他原是云南一家卷烟厂的厂长，曾锒铛入狱，处境非常凄惨，中国很多事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往往一个有名的企业家出事，是有着政治斗争的背景。我在他面前间接表示了这样的遗恨，没想到老人淡淡的说，改革嘛总要有代价的。之后话题一转给我谈2000亩的果园，他那年75岁，这位遭了劫难的老人，承包了2400亩的橙园，大谈五年之后树上挂橙的情况。他的管理方法是在那里扶贫，哀牢山是傣族，而且是非常贫困的黑傣，他完全按工厂的方法，把这些成员分产到户，一家7000株。褚时健先生让我体会到了一个人一生的伟大之处。巴顿将军说过，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他顶峰的时候有多高,而是从顶峰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我从褚时健身上看到了。

再讲M的第二个点，按照我的计划是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70岁的时候完成第三次，即52岁、60岁、70岁。2011年我去哈佛了，到了哈佛一年我就决定放弃再次登珠峰的想法。为什么呢？两个原因。

先说一个物理原因，我是较劲的，52岁的时候说我是中国登珠穆朗玛峰年纪最大的，我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国际上是61岁。而且那年有一个71岁的日本老人上去了，把这个61岁提高了10岁，我想我72岁再来吧，我得超过他。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个77岁的日本老人上去了，就是那个71岁的，叫三浦雄一郎。我想我还得调整啊，得调整到78岁去，结果去年（2013年5月23日）他又上去了，80岁登山珠峰了。我说咱别和他较劲了，较不过他。所以这事的教训就是不要轻易和日本人较劲，据说他还想再登。（现场笑）

当然这是物理上的教训，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感觉我在哈佛过语言关、过生活关、过学习环境关比登珠峰还难。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你是去登物理的山还是去登比珠峰还难的知识的山？，显然我放弃了物理登山选择了知识的登山。由于我这几年连续登山，体能上还是不错的，学习更需要体能，于是我决定放弃物理的登山，物理登山有明确高度的8848，但是知识登山没有顶峰，要一直爬下去。

周其仁：企业家的理想与社会责任王石“M”形人生包括三个低点两个高点

未来很不确定，那么关于未来能够讲些什么呢？有一点是可以讲的，即今天的中国其实是1980年代时期中国的未来。1980年代时没有人能想到今天的中国社会是这样的。在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力量，使,1980年代的中国走到了今天的样子？这是刚才王石先生发言中很重要的一个线索。

王石先生讲的第一点就是“高”。第一点就谈到登顶，同学们可能会觉得很难：那么高的点，要一下子登顶，怎么登？我想告诉各位，刚才王石先生提及的“M”形人生，其实包括三个低点和两个高点。M的第一个点是低的，要爬上去才是高点。王石是从高点讲，但我们要从低点学。

王石1968年当兵，比那个年代大多数下乡的人要略微好一点，但现实并不如愿，因为他有一些科技能力，想当无线兵，但部队分配他开汽车，做驾驶员。他的梦想是做巴顿将军，但在部队最大也就是做到班长。部队复员，回到铁道部门分配工作，他挑的工作是锅炉工，因为那时候锅炉工的口粮标准高一点。

那时候出现了一个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大学停课，但后来恢复了一些理工科大学的课。王石赶上了这个机会，上了工农兵大学，低点开始有点往上走了。但现实依然不如愿：他想学医、学法律，但最后安排他学的是给排水工程，当然这他跟后来做房地产是有些关系的（全场笑）。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王石一开始就是登了顶的，他一开始跟我们在座所有人差不多——有想法，好像没机会，或对落在身上的机会不满意，这跟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差不多。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他从第一个低点到登顶，一步一步是怎么走上去的。

企业家精神是不轻言满足的闯劲

第一点，也是他今天讲演的主题，即精神很重要。商学院学的就是这个，因为没有什么技能是学不会的，但是精神很难学，就是那股“劲儿”。他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出于一种莫名状态，想干事，干什么不知道，对现状不满意，要怎么满意？不知道。”说到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怎么定性？讲来讲去就是有一股劲，超乎常人。我们为什么要搞宏观调控？就是因为人们有些行为的动机并非基于清楚的计算，所以投资才会过量，高峰时会更高峰，低谷时会更低谷，所以才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周其仁人类的确有这股劲，但是多数人不大研究如何去利用。比如当处在不满意的精神状态下时，你会如何表现？天天发牢骚也可以，跟自己过不去也可以，但是你看总有那么一些人，就是不放弃。王石刚到广州时被分到了外贸局，那个年代他已经在广州城骑着摩托去进行涉外业务的谈判了。即使拿北京作为参照，我觉得他当时的境况也挺好的了，北京城那时候谁骑摩托啊？不得了的。但是他还是不满意。为什么？因为外贸局是国营的外贸机构，厅长下有副厅长，副厅长下面有处长，处长下面有科长，一定要在这个层级中规规矩矩。你们看王石，觉得他是那种人吗？所以即使骑摩托他也不高兴，不善罢甘休。

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难题：这个劲儿能不能通过教育获得？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见贤思齐，这种力量是伟大的。每个人心里多多少少都有点企业家精神，但是这个存量有大有小，有的被按住了，有的被激发了。即使有些人精神受到鼓舞，但被周围的生活一逼迫，这个劲儿可能慢慢又下去了。这个劲可以是天生的，也有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这个劲儿对于企业家而言，尤其是对于影响国家经济社会走向的伟大的企业家而言，是最重要的品质。

个人努力要与社会需求相结合

还有一条，个人的努力跟国家的变化要交织到一起。王石在广东、深圳，最后是怎么从经营饲料和录像机的贸易公司进入地产业的？1987年的时候国家在土地领域进行了一次变革，那时他的主要业务并不是搞房地产，但是当看到土地划拨的时候，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些稀缺要素使不可得变成可得，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个人的努力、公司的努力要和国家的变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刚开始可能还不自觉，后来就越来越自觉，因为已经开启了机会。

王石原来只是国有企业的员工，但他的例子说明，在国有企业里也是有可为的，只要有精神，以及给自己的行为明确几条边界。当年中国很多地方想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谈不通，但是王石他们在深圳谈通了。当时他找搞股份制改革的副市长谈，对方说这1300万怎么分配股份？王石说五五开，国家拿五，员工拿五。副市长说，开玩笑，四六分吧。王石问，我们六你们四？副市长说我们六，你们四。王石的底线是你七我三，但即使是你八我二也干，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样清楚的产权平台，企业家们可以干点事。国营体制坏在什么地方？一旦上下级想法不同，一个电话就找人把你给替了。

这个四六分的时候是大问题，很多企业到了这一步就死了。因为当时深圳股改怕引起风波，规定员工这40%的股只能拿出十分之一落到员工名下，剩下十分之九是集体所有。分这个十分之一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矛盾，有的改革胎死腹中，甚至把改革者改到牢里去了，因为资产已经形成，贡献是整体的，所有要素都对1300万的资产有贡献，谁贡献大？谁贡献少？很难决断。为什么王石的改革改成了？因为王石说，我一股也不要，全部分给你们。最后他那个股份制变成公共募集，小股东可以买股，王石当选第一任董事长，一个新的制度架构就这么形成了。

我当时看到很多国企老总，确实在改革开放期间把企业做大了，但是分股权的时候就体现出了差别——他是想马上过把钱瘾还是真的想做事？这会影响整条M线能不能登顶。当年柳传志也改成功了，他的要求也很低，而且早年创业的团队互相推让，都在争少要一点。有了这个基础，1990年又有股票市场，做事情的平台就广阔得多了，M线就可以继续一步步往上走了。

企业家精神的顶峰是实现理想与社会责任

王石在一开始的时候，M线的低点是很低的，跟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年轻同学的状态是一样的。人生不可能一掉在你手里就是让你非常满意的，不可能一开始就让你登顶，你从底下往上爬到的那个顶才是重要的。

王石的毅力远强于普通人，他在逐步登顶的过程中跟很多人拉远了，之后市场无数的选择成就了万科，也成就了王石。其实王石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基础打得非常好，机会来的时候也抓得非常好，当然中间也不是顺顺当当的，M形中间会掉下来，会有低点，这个低点有时甚至会威胁到身家性命。

这股登顶的精神我们笼统地把它叫做企业家精神。它不是一种官僚精神，不是讲级别的，而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看到一点近代以来少有的希望，想要试一把，搏一把，拼一把。这个劲儿再加上划下的那几条线，剩下的部分就水到渠成了。早年在多元化方面，万科做过很多事情，最后收敛到居民住宅，成为了我国最大的人口住宅建设公司。王石一开始划了一条线，超过25%以上的利润不做。那做什么？要做好的牌子，要让中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树立环保意识、邻居意识、互动意识。万科在杭州有一个社区，所有进入社区的人不能按喇叭，民营公司不能强制人家，但他们找到一条方法：同意进社区不按喇叭的就发一块牌，有了这块牌子在很多地方可以自由停车，一旦在社区范围内按过喇叭被投诉，这个牌就被收回。那个社区现在有很多人去参观。

现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万科在海南做了项目，动员在海南养老的人参加社区管理，参加的就把物业费降下来。他们还派去了一批老人教练，领着老人种草、种花、搞垃圾分类，社区里一直有活动，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觉得自己对社会还有用。所以王石追求的不单单是一个货币可以度量的利润目标，还有理想、梦想。如果很多年轻人和公司都能按着这条路线去发展，那么这种力量能够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对中国未来一定会产生影响。

冯仑：以商业文明的方式分家万科不行贿就像“夜总会里的处女”

冯仑我先讲讲和这两位之间交集的故事。我们1991年开始办公司，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制订了一个反省日，以后每年这一日不大吃大喝而是反省，一直反省到现在，20多年了。1992年以前我不认识王石，一次反省的时候王功权说，有一帮深圳的小子做事做的贼认真，特规范，我们去看看。1992年底我们找到王石第一次聊天。当时我们为了“学好”找了几家做学习交流。在万科我们辩论了半天，那时候我们都30岁左右，都很倔，讨论企业、利益、理想……最后发现意见不是很一致。我们当时认为我们哥几个有理想，会一直合作下去。王石的意见就是理想将消耗经济成本。那次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王石没有请我们吃什么，吃了非常简单的饭。后来，我们看另外一家，老板脚翘在桌子上，晚上请我们去了夜总会，最后这个老板进去了。那之后，我们和王石就接触非常多了。

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习万科好榜样》，那时候万科没有今天这么大，但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向他学习。万科比较深圳，比较洋范儿、比较正规，不行贿什么的。我们的表达比较好玩直接，就是“夜总会里的处女”。但是今天看来，的确在夜总会里做处女，说容易也挺容易，打死不出台就行（现场笑）。大家看到我们五、六个人一直到今天，都还健在，公司还发展着，而且刚刚我们成立了阳光一百在香港上市。总之这是故事的延续，这是现在我们认为我们能活下来的根本。

我们经常在想，我们的爹也不行，爹很慈祥，但是没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先天跟其他人比差一点。第二个，也没有什么特权，在海南也没有牌照。我们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呢？后来找到两个基因。第一个就是“学好”，这个学好包括我们向万科以及其他人学习。学好这个事是底线，普通人的要求，没有什么复杂的，投机取巧的事别干。第二个就是有错误马上改。比如说有投诉，你也不能一棍子打倒，该赔钱赔钱。再一个我们识字，我们可以经常看看书，互相交流交流，什么胡雪岩之类的，看书聊天就变成学习的一种自我期待和要求。

以商业的方式离开分家不再是江湖方式的“剁来剁去”

大家知道其实企业家还需要一件事情：在重要的时候跟教授“了解人类的文明经验”。我1994年到了洛杉矶，在美国跟其仁通宵聊天。我跟他讲我的苦恼，当时我们六个人出现了分歧，这时候周教授告诉我美国非常简单的商业规则，就是用商人的方法解决分家的问题。因为在中国民营企业合伙人里，最困难的，就是江湖上同样的问题：所有的江湖有进入没退出，进入就是投名状，退出就是离开大哥，就“剁了”。（现场笑）所以这种情况下教授跟我说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以商人的方式离开，不再是江湖方式“剁来剁去”。最后讲了一个“出嫁”规则。比如说我要走，你给我什么？如果你不愿意，那就你走，我给你什么？变成了僵局规则游戏，大家出价。从此我就懂得了僵局规则游戏而不光是江湖游戏。

1995年我们第一次分家，用的就是律师，那天我对潘石屹说，第一次收到你的律师函，我的心里特别不舒服，你怎么能给大哥发律师函呢？但是我们按照教授介绍分家的方法，坚持下来了，我们真找律师把家分了。最后功权跟我分家的时候，为了省律师费，我们只请了一个律师，最后一人签字，一人领支票就拉倒了。

所以企业的发展，一个是要学好，要有底线，另外就是学习人类商业文明的一些基本规则很重要。如果我们当时不吸收这个，我们跟其他倒了的海南的民营企业是一样的。由于我们1995年用了律师，我们就跟他们不一样了。有时候就是差一点点，你是用律师还是找大哥剁来剁去？以前江湖规则就是“离开大哥等于背叛大哥”，这个事太大了。我们用了律师，就变成了一个文明的商人，学会了商人之间的合作、退出、进入。之后我们跟任何人合作，完全就不把离开变成是对你的否定。所以企业家要学习商业文明的智慧，只有这样企业家精神才能养成。谢谢！

结语：企业家群体是改革的推动者，大部分也是改革的受益者，这个群体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托克维尔曾说：“人们要打算维持在文明状态或通往文明状态，他们中间就必须发展联合的技艺，且与状态的平等同步发展、完善。”商业要持续的发展和繁荣，必然需要契约精神和相应的制度条件，企业家从商业实践中感知到以联合带来的“合作剩余”，必然会强化自由、正义、法治与和平解决冲突的观念。